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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正常思维，以患者地位之尊，绝不会有官员在贺表中胆敢寓含讽刺，更何况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前仆后继地以生命为代价讽刺他。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患者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患者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类似的事例还有，著名诗人高启《题宫女图》诗，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患者以为是在讥刺他，鉴于高启名气之大，当时没有发，但心不能平，几年后终于借细故把高启腰斩于市。

还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儿”。患者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儿’，真叫人活活气煞。”

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怀疑自己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这个皇帝出身赤贫。虽然患者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起自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患者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以上这些事实，包括患者自述中对功臣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充分表明患者的极端自私、极度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2.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患者此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患者称帝后，便时常怀疑别人要陷害自己，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经常无端猜疑。患者信奉曹操的哲学，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位后，他热衷于用特务手段来监视下属，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早在做农民军领袖的时候，他派卫士何必到江西袁州侦察敌情，何必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

何必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

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他起用一些心腹，称为“检校”，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制度。

患者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国初事迹》载，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

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一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检校”专门告人隐私，人人惧怕，患者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

虽然这样监视，但是患者还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终还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五年（1382年）、十八年（1385年）、二十六年（1393年），制造了所谓“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案”，前后诛杀了十一二万人，将他认为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开国将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大户全部杀光。其中绝大部分经事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误杀。

3.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所以耐挫能力较常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着，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李淑妃。

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据《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载，此人“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

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

洪武三十年（1397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

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抚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恩薄德，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其自大的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他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一篇之中，对同一种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

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司官吏，族诛。”

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

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乎无法执行。如，为了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则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4.嫉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人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患者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每况愈下，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所以心中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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